文 苏纳米

自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结盟伊始，与此岸所对立的彼岸的世界成为基督教徒所宣称的天上的国。“上帝”，作为全知全能全善的第一推动者，成为基督徒们受崇拜的对象，亦成为后世哲学家们讨论的重要对象。但哲学家们的上帝与普通教徒的上帝是俨然不同的。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上帝是抽象化的理智对象，而在教徒那里，却是活生生的感性现实。绝大多数教徒们信仰上帝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本体论证明”（Ontological argument）、“宇宙论证明”（Cosmological argument）等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而是出于一种矛盾——依赖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矛盾。这不仅仅适用于基督教，也适用于一切带有神秘主义要素的类宗教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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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崇拜

正如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所写：“自然（The nature）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而究竟什么是自然呢？就其本质就是“非我”——听起来有些谢林的味道，但这就是事实，我们所谈论的“自然”事实上就是指“除了我之外的一切”。而宗教就是把非人之物人化，即以人的方式理解自然。“人当然并不是孤立地仅仅靠着自己便成了他之所以为他；他必须有另外一些存在者得到支持才能成为他之所以为他”。而人类的支撑物，便是自然。最初的人以身体与思想去度量自然，仰赖于自然的施舍而生存于世。自然崇拜本质是崇拜“支撑我们生活的自然”，而非纯粹自在的自然。因为人崇拜着的是“帮助了自己”的自然。如若自然不支撑着人类自己的生活，那人类又何必去感谢它、崇拜它呢？中国古代的民众会祭祀灶神，因为人们认为炉灶是自己生存、生活不可或缺之物；而东南地区的渔民则会崇拜掌管海洋的妈祖，也无非是因为渔业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必要。动物对于人的生活很重要，便有了动物崇拜；人口是农业再生产的基石，也便有了生殖崇拜。

并且，人们对自然崇拜并不是要崇拜其本身，而是要崇拜自然背后的“神明”——一个异于自然的、以类似于”人”的方式存在的存在者。这是因为信仰者们以这样一种逻辑来理解自然：自然背后存在着“精神”（Nous），自然在精神的驱动下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否则自然又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如若自然后面不存在一种“精神”，那么自然又是如何驱动起来的呢？自然的运动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而人则只能以人度自然——既然人是在意志的操作下运动起来的，那自然背后也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可见的意志在安排着一切。此便将自然精神化了，甚至可以说是将自然人化，并最终导向对自然的神化。

在基督教的描述中，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世人；在中国传统神话中，女娲造人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女娲自己的形象。而人的诞生，又往往被视为精神的现世化的实现。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惊人的相似——人自恋地为世界拟定了一种以人为核心的目的论。世界的诞生，即自然的出现，最终是为了人而存在的，自然是神给人的恩惠。而人在现世要做的，就是遵循神明所定下来的种种美德。而人感恩神，也无非是因为祂的存在是我们之因罢了。

“外神内人”的世界秩序图景跃然于眼前。自然崇拜的本质恰恰就是人对于自身的崇拜。只不过在古代社会，人本身的力量太过于弱小。人将自己认知为有限物，那么与人相对的自然也便是无限的了。人类将一切美德加诸于神之上——也便是自然之上。我们将非人的一切看作自然，也便赋予了自然无穷的可能。试问世间一切有什么不寄居于自然这一背景之下呢？当自然作为一个集合而被认知时，不那么自然也便成为了“全知全能全善”（Omniscient, omnipotent and omnibeneficient）的存在——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差别无非在于是将一切肯定性给予一个太一（The one），还是分散到多样性当中去罢了。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则在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肯定上展开——我们是对自然的否定，但自然却恰恰是美好的，那无疑人就是丑陋的、罪恶的；自然的广阔超过了我们认知的极限，是“不可试探”的。

血缘崇拜，尤其是对父母的崇拜，则是自然崇拜的变种。我们与其去崇拜作为人的最初的创造者的、遥远的、第一因的上帝，不如去崇拜作为我们直接的创造者的、最近因的父母（及其所代表的血缘关系）。血缘崇拜的本质无非是将自然崇拜所依赖的自然转变为社会关系，即不仅仅是自然养育着我们，更是我们的祖祖辈辈、父母亲戚养育着我们。

人对于必然性有着一种病态的渴求，但未来的现实确是满眼的可能性。正如我们都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疾病，可能发生的灾难，而喜欢安定的未来。人因而通过祷告、祭祀等方式渴求“神”去庇佑他们。而宗教的全部也就是通过仪式而表达对必然性的诉求。“上帝以崇拜他、祷告他的人为前提......也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存在只与宗教的存在同在、本质只与宗教的本质同在的对象......上帝也只存在与信仰里，只对宗教存在，只存在于信仰里，只对信仰存在。”人们的愿望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神就是怎么样的，神即渴求。不过一个很矛盾的事实是，人们既要把一切美德归于自然，在祭祀时却又常常是为了“安抚愤怒的神明”。甚至于在一些原始宗教中存在人祭等以现代伦理来看十分不道德的仪式。

人渴求征服自然，但又恐惧自然，便有了神；而随着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发生，人走出了对自然的恐惧。自然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溃败，究其根本是自然崇拜的溃败；而科学与理想在现代社会的胜利，就其根本不过是理性崇拜的胜利。人与神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朴素的人本目的论带来了自然宗教，而理性与科学带来了启蒙宗教。对自然的宗教化是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时的无奈，一旦人类处于每向自然进军一分，对自然的敬畏就少一分。自然宗教是将自然神化，那么启蒙宗教就是将人神化。世界秩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倒转。历史的自我中心主义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人类意识形态的根本，过往的一切都被解释为是为了人类现代的当下。

二、千古争论：论感性表象（Representation）的可靠性

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论述基于一个前提：感性表象是可靠的、实在的。马克思的感性实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形成的。（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批判关于感性表象究竟是否可靠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要从“实践”（Practice）的角度来理解感性实在论，换言之，从“改变世界”的角度来理解感性实在论。这也是一种以悬搁的方式来解决感性表象问题的办法。不过我们还是在此得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讲一讲在“解释世界”时感性表象的可靠性为什么会成为问题。

什么是感性表象？就是我们的所直接感知到的一切。它们似乎无比真实，但是如若我们考察一些例子，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事物最原本的样子么？假设你的房间里有一把木质椅子，此时阳光明媚，照亮了椅子，你看到椅子呈现出亮黄色；过了一段时间，天色渐沉，房间暗了下来，你再去看椅子，它却显现成了椅子上的油漆原本的米白色。但椅子就必然是米白色的嘛？让我们把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这把椅子被你遗忘在房间的角落，而你也很久没有再回到这个房间。二十年之后，你因为机缘巧合再次回到这里，你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把椅子的油漆褪色，露出了里面的灰褐色的木料。事物的颜色，作为一种偶性（Unforeseen），我们没有办法将其确定下来。哪怕是木料原本的颜色，也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如此一来，我们的感性受到外在影响，几乎没有办法让我们能百分百地确信我们所感知到的表象就是事物的实在。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Category）表，除了我们可以说“椅子是有广延的”之外，我们什么实在的东西都确定不了。

更进一步讲，我们何以称一把椅子为一把椅子？或者说，我们何以知晓一把椅子的是其所是（Being）？我们假设你面前有一堆用来做椅子的木料。如果这些木料散乱地摆放在桌面上，东一块西一块，你肯定不会说这是一把椅子——但如若我们将木料拼合起来，依照一定的“结构”（Structure）将其构成为椅子的“形式”（Form），在此，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椅子诞生了！回顾下这个过程吧，我们什么时候称有了一把椅子，当且仅当椅子的形式显现之时。柏拉图基于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形式是实在的，反之，我们所直接感受到的一切具体的质料（Material），或用马克思的用语来讲的叫“物质”，都是不实在的。这似乎很反常识，但却一下让人难以反驳。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椅子诞生之前，难道木料就是物质实在的直接呈现嘛？不是的，木料也是更为细小的组成成分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形式的结果。归根结底，如果没有形式，万物什么也不是。而形式是如何被我们认知到的呢？通过理性。所以感性所提供的表象，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理性能够发挥作用去认识世界而已。

柏拉图的这种学说叫做理念论（Idealism），也可叫做形式论，即马克思用语中的“唯心主义”。理念（Idea）与形式二者一般可以混用。我们暂且不论其正不正确，本文不是正经的学术论文，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柏拉图的学说开启了西方哲学关于感性表象的实在性问题的千年争论，并由此引申出了几乎全部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

费尔巴哈反对宗教，恰恰依赖于“感性可靠”这一前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感性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承认在我们所直观到的整个世界的背后存在另一套异于世界本身的秩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承认在抽象层面上宗教的根基是可能的——这里并不是说具体宗教的神明是存在的，宗教的神明是一种庸俗化的粗浅理解，柏拉图本人也对当时古希腊流行的神话颇有微词，而是说哲学的、抽象的作为世界支撑的精神性的理念存在的合理性。

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讨论得太多了，距今也没有一个真理性的答案。当然，现在的哲学也已经基本放弃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一幻想了。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鉴于本文篇幅及性质，暂且按下不表。如若你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话，去读一读哲学吧。

主要参考文献：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

《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

《范畴篇 解释篇》，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